什么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驻扎在我国东北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即向沈阳进攻，６小时后，将沈阳全城占领，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不是湖而是村名，面积近８平方公里，多为柳林丛生的沼泽地，还有少部分菜地和庄稼地，散乱地分布着２０来户人家。
　　北大营距沈阳老城区约５公里，原为张作霖麾下东北军一大兵营，驻兵万余。整座营盘方方正正，边长两公里，四周环以土围和深壕。
　　日军精心选定“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实因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还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于日军寻找事变借口和易于发动事变。北大营距沈阳城５公里，距柳条湖村５００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３００米。
　　据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３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是这样描述的：“１８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８００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１０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已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日军以其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立即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由于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５００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进而日寇铁蹄踏进沈阳，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仿佛进入无人之境，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以上，损失飞机２６２架，各种炮３，０９１门，机枪５，８６４挺，步枪、手枪１１万余支。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２０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

　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上世纪末即先后侵占了我宝岛台湾，攫取了我南满的种种权利。

　１８９４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１８９５年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
　　１９０５年，日本取代沙皇俄国，攫取了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等权益。不久，日本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
　　１９１４年，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利益，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１９１５年，日本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７月７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１９２７年，“田中奏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确定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我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１９２８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际上，苏联和世界其它一些进步国家一致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但英美等国却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政策。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制裁，反而偏袒日本。国联后作出决议，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要求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虽然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对国联这些颠倒是非、侮辱中国的决议，一向逆来顺受的国民党政府竟也完全接受。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国联大会通过一项报告书，确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沈阳及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自卫措施”，“日本在争端的全部过程中采取的军事措施，也不能视为自卫措施”。

在国联的决议支持下，日本有恃无恐，侵略气焰更加嚣张。１２月下旬，日军以“剿匪”为名，大举进犯锦州，中国军队弃守，日军攫取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１９３２年１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２月５日将哈尔滨攻占。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开始，仅４个月零１８天，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随后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军占领沈阳后，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东北３，０００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此同时，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晚，日军又在距东北数千里之遥的上海突然挑起事端，向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所部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和配合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打破了其侵略华中的计划。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５月５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中建立了桥头堡。同时，它们用停战协定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得以抽调兵力投向中国东北三省，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军民的“讨伐”。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２月２３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法西斯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１９３３年１０—１１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８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６月５日，日本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４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６月１９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２７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５月间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为引子，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法西斯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５月２９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６月９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７月６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 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１１月２５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１２月１８日，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取了与平津等地相类似的手段。首先扶植组建了李守信伪蒙军。１９３６年４月，又扶植了以德王为傀儡的伪“蒙古军政府”。
    １９３６年６月，广田内阁决定扩大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由原来的１７７１人猛增至５７７４人，兵力增加近３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６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要点，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６月２６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受惊马匹，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制造了第一次“丰台事件”。９月１８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是年冬，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５０００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
    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１９３７年３月至６月短短３个月间，就连续派出６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和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１９３６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十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在华的中国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３-５日一次。自进入１９３７年５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在日本东京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７月７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此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忍无可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反击，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中国内战不息，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受蒋介石诱惑，率东北军７万余人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空虚，给日军行动造成了机会。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立场，调动数十万军队连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中央，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国民党统治集团把精力都用到内战和内争中去了，根本不顾外患。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边防公署三次派员调查。９月初，中国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表示可用外交途径解决，并委曲求全，将关玉衡逮捕，拟对关进行军事审判。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甘休，他们认为利用“中村事件”正是向东北出兵的“天赐良机”，公开宣称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侵略气焰甚嚣尘上。当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政府却认为日本为亚洲文明国家，绝不会有违反国际公约之行为，日方之宣传或系一恐吓手段。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日军入侵有所防备，反而一再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关东军司令部敢于命令仅一万余人的关东军向驻有近２０万中国军队的东北全境发动进攻。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中国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９月１９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饬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诉说日军入侵，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景时，声泪俱下，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
　　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力加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１９３６年２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打击侵略者。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在东北已经有了多支抗日队伍，如“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对外称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抗日救国游击总队”、“抗日救国游击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些抗日队伍联合在一起，形成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相继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抗击侵略者。其间，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重要干部到东北，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与自发组织起来的东北义勇军一道，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东北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不同方式，经过不同发展阶段，先后建立起来的１１个抗日武装部队的总称。它是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
　　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东北党的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并积极筹组东北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２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自１９３６年初至１９３７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了１１个军。但由于各军被敌人分割各地，联络不便，一直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各军仍然分散独立作战。
　　１９３６年３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指示，将部队改称东北抗联第二军，兵力二千，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同年６月，魏拯民到达南满金川县河里地区（今柳河县境）与杨靖宇会见。时值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宣布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为东北抗联第一军。尔后，由杨靖宇、魏拯民主持召开南满、东满特委及第一、二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决定：（一）抗联第一、二军合组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总、副司令。（二）建立党的南满省委，选举魏拯民为书记。此后两支部队更为密切地展开了联合抗击日伪的战斗。
　　１９３６年１月下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四、六各军和谢文东、李华堂部队举行联席会议，合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后，第三军正式改称东北抗联第三军，部队扩大成十个师，兵力六千。东北抗联第六军于同年６月改编，军长夏云杰。同年１１月，抗联第四军第二师改编为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后长时期与我党领导的部队联合抗日的谢文东部民众军、李华堂支队相继于１９３６年９月和翌年１月分别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与第九军。
　　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于１９３６年冬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
　　至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东北抗日联军已经由小到大号称“十大联军”，兵力达２万余众，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六十六周年，人们不会忘记，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一九三六年起，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民间各个抗战部队、团体进行整合，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后进行了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此后，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华民族展开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纪念！
　　抚今追昔，回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历史现场，百感化作一念：国人当倍加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勿忘国耻。
　

什么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驻扎在我国东北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即向沈阳进攻，６小时后，将沈阳全城占领，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不是湖而是村名，面积近８平方公里，多为柳林丛生的沼泽地，还有少部分菜地和庄稼地，散乱地分布着２０来户人家。
　　北大营距沈阳老城区约５公里，原为张作霖麾下东北军一大兵营，驻兵万余。整座营盘方方正正，边长两公里，四周环以土围和深壕。
　　日军精心选定“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实因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还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于日军寻找事变借口和易于发动事变。北大营距沈阳城５公里，距柳条湖村５００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３００米。
　　据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３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是这样描述的：“１８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８００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１０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已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日军以其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立即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由于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５００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进而日寇铁蹄踏进沈阳，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仿佛进入无人之境，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以上，损失飞机２６２架，各种炮３，０９１门，机枪５，８６４挺，步枪、手枪１１万余支。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２０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

　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上世纪末即先后侵占了我宝岛台湾，攫取了我南满的种种权利。

　１８９４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１８９５年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
　　１９０５年，日本取代沙皇俄国，攫取了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等权益。不久，日本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
　　１９１４年，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利益，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１９１５年，日本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７月７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１９２７年，“田中奏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确定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我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１９２８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际上，苏联和世界其它一些进步国家一致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但英美等国却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政策。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制裁，反而偏袒日本。国联后作出决议，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要求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虽然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对国联这些颠倒是非、侮辱中国的决议，一向逆来顺受的国民党政府竟也完全接受。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国联大会通过一项报告书，确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沈阳及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自卫措施”，“日本在争端的全部过程中采取的军事措施，也不能视为自卫措施”。

在国联的决议支持下，日本有恃无恐，侵略气焰更加嚣张。１２月下旬，日军以“剿匪”为名，大举进犯锦州，中国军队弃守，日军攫取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１９３２年１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２月５日将哈尔滨攻占。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开始，仅４个月零１８天，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随后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军占领沈阳后，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东北３，０００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此同时，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晚，日军又在距东北数千里之遥的上海突然挑起事端，向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所部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和配合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打破了其侵略华中的计划。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５月５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中建立了桥头堡。同时，它们用停战协定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得以抽调兵力投向中国东北三省，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军民的“讨伐”。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２月２３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法西斯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１９３３年１０—１１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８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６月５日，日本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４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６月１９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２７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５月间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为引子，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法西斯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５月２９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６月９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７月６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 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１１月２５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１２月１８日，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取了与平津等地相类似的手段。首先扶植组建了李守信伪蒙军。１９３６年４月，又扶植了以德王为傀儡的伪“蒙古军政府”。
    １９３６年６月，广田内阁决定扩大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由原来的１７７１人猛增至５７７４人，兵力增加近３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６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要点，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６月２６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受惊马匹，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制造了第一次“丰台事件”。９月１８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是年冬，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５０００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
    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１９３７年３月至６月短短３个月间，就连续派出６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和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１９３６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十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在华的中国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３-５日一次。自进入１９３７年５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在日本东京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７月７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此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忍无可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反击，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中国内战不息，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受蒋介石诱惑，率东北军７万余人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空虚，给日军行动造成了机会。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立场，调动数十万军队连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中央，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国民党统治集团把精力都用到内战和内争中去了，根本不顾外患。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边防公署三次派员调查。９月初，中国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表示可用外交途径解决，并委曲求全，将关玉衡逮捕，拟对关进行军事审判。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甘休，他们认为利用“中村事件”正是向东北出兵的“天赐良机”，公开宣称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侵略气焰甚嚣尘上。当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政府却认为日本为亚洲文明国家，绝不会有违反国际公约之行为，日方之宣传或系一恐吓手段。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日军入侵有所防备，反而一再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关东军司令部敢于命令仅一万余人的关东军向驻有近２０万中国军队的东北全境发动进攻。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中国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９月１９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饬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诉说日军入侵，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景时，声泪俱下，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
　　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力加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１９３６年２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打击侵略者。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在东北已经有了多支抗日队伍，如“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对外称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抗日救国游击总队”、“抗日救国游击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些抗日队伍联合在一起，形成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相继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抗击侵略者。其间，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重要干部到东北，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与自发组织起来的东北义勇军一道，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东北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不同方式，经过不同发展阶段，先后建立起来的１１个抗日武装部队的总称。它是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
　　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东北党的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并积极筹组东北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２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自１９３６年初至１９３７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了１１个军。但由于各军被敌人分割各地，联络不便，一直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各军仍然分散独立作战。
　　１９３６年３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指示，将部队改称东北抗联第二军，兵力二千，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同年６月，魏拯民到达南满金川县河里地区（今柳河县境）与杨靖宇会见。时值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宣布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为东北抗联第一军。尔后，由杨靖宇、魏拯民主持召开南满、东满特委及第一、二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决定：（一）抗联第一、二军合组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总、副司令。（二）建立党的南满省委，选举魏拯民为书记。此后两支部队更为密切地展开了联合抗击日伪的战斗。
　　１９３６年１月下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四、六各军和谢文东、李华堂部队举行联席会议，合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后，第三军正式改称东北抗联第三军，部队扩大成十个师，兵力六千。东北抗联第六军于同年６月改编，军长夏云杰。同年１１月，抗联第四军第二师改编为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后长时期与我党领导的部队联合抗日的谢文东部民众军、李华堂支队相继于１９３６年９月和翌年１月分别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与第九军。
　　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于１９３６年冬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
　　至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东北抗日联军已经由小到大号称“十大联军”，兵力达２万余众，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六十六周年，人们不会忘记，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一九三六年起，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民间各个抗战部队、团体进行整合，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后进行了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此后，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华民族展开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纪念！
　　抚今追昔，回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历史现场，百感化作一念：国人当倍加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勿忘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