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原于何处
作者:林茨
时间:2011年11月04日 来源:文汇报
9月26日，李玉祥的个人摄影展在宁波慈城的俞氏老宅里静静开幕，展期一年，明年秋天落幕。策展人黄永松选择了被李玉祥称为“唯一知音”的林茨的几段话，作为展览的导读。林茨，原名张谦，曾出版《百褶裙》、《福音谷》等摄影散文作品，2009年故世。巧合的是，林茨摄影回顾展暨追思会也于9月的同一天在云南大理举行。李玉祥与林茨，两个为乡土中国、为老房子、为一些正在消失的美和情感留影的人，他们之间的情谊和相互认知，通过这种巧合给人带来双倍的震动。本刊特别刊出林茨生前为李玉祥摄影集《故园》所写的文章，也选登林茨的一幅作品，让两位志同道合者在这里重逢。而如何不让这些影像“仅作为无名的情绪随风飘逝”，则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李玉祥，1962年生于南京。近20年来孜孜不倦从事乡土中国的摄影。出版有《老房子》、《乡土中国》等系列图书。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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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他的印度游记中，对20世纪印度“知性枯竭”的景况表现出极大的悲怆和经久难消的挫败感。他说：“印度老了，印度在继续。”“印度人被征服得太久了，他们在智识上已经寄生于其他文明。为了依赖中生存，他们保存着本能的、非创造性生命的避难所。”游记中文版的封底有一句评语言简意赅，也可以说点到为止：“奈保尔的困境是印度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中国人“本能的、非创造性生命的避难所”以一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形式，即对宏大、高速的热衷，对现代性或想象的现代性无保留的痴迷而表现出来的。规模和数量的扩张掩盖了一切，在城乡建设方面，现代化等于城市化，于是有了举国上下的大拆大建，有了（暂且不论各式各样的人内心怀有怎样的动机）对诸如宽马路、大广场、高能耗机电和其他安装设备几乎无法遏止的狂热，地方性的消失、千城一面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人想“知性枯竭”、“创造性缺失”这回事，巨变本身被当作最可炫耀的东西。
伴随上述进程，仍有逆向思索、乃至行为的人，尽管十分孤独。以曾经拍摄“老房子”系列摄影画集而为人所知的李玉祥即其中的一个。对自己的作为，这位不善言辞的摄影家有一个很质朴的说法：为曾经滋养我们心灵而终将被拆除的故园拍摄“遗像”。为此他不惜20年如一日，与建设者们赛跑，赶在隆隆的推土机之前，替那些行将消亡的对象（它们中许多被用油漆粗笔大写了“拆”字外加一个大圈，如同旧时获罪将被行刑的犯人）立此存照。他跋山涉水、穿村过巷，将镜头聚焦于“乡土中国”以及在城市建设中被围困的“现代孤岛”，为了已经或行将消亡的景观的“纪实”，他可以不在意自幼钟情的“艺术”，甚至不在意“摄影”，正如比他早一百年的法国同行、摄影史上举足轻重的尤金·阿特热（EugèneAtget）那样。
在阿特热的时代，很大一部分从事摄影的人相信，通过机器他们掌握了再现客观自然终极的形式，摄影家所要做的，只是运用他们的新技术以及教养将自然引入艺术境界。阿特热看上去为之不遗余力的，仅是将照相机镜头前的事物清晰和精确地记录下来，摄影的“纪实”特性通过摄影史的这个部分——即阿特热的实践和全部作品而得到最充分的说明。他一次次来到同一地点，将镜头对准同一主题，因为它们每一次都是新的。摄影师无须为诸如“艺术家的想象力”这种话题过度劳神，只要在世界永不停歇的变化面前保持执著和机敏就已足够了。
“中国的阿特热”——法国著名摄影家阎雷（Yann Layma）初次看见《老房子》系列丛书时，如是评价书中图片的拍摄者。收入《老房子》的许多城市景观今已无存，那些纪实照片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遗照”，或借用法国人的说法，成为历史的“纸文物”。李玉祥以《故园》为自己的最新画册命名，“家园”是浪漫诗人偏爱的一个语汇，是一种情结；而对阿特热及李玉祥，正如老巴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古镇、古村落，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清新、确凿、简朴、精巧并富于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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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一位来中国漫游的西方人，出于他的浪漫想象，将唯美主义的中国传统景观解释为富人从事的一项公益事业。“我们时不时地可以看到建在山间的佛塔和建在岩顶的塔。”一位法国旅行者说。“这些塔明显地带有宗教目的——不管欧洲人怎样公开宣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上面的刻文特地告诉过路人，这里的有钱人建造这个遗物的目的，是认为它与这里的土地很协调，可以增添这个地方的美感。像这样的中国的卡耐基（慈善家）们不是建立学校，而是给同胞们增添景色。他们的钱不是花在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求学问上，而是为了让穷人和富人都能享受这些钱，都能够注意到自然的美丽。”“这种‘美’与‘思念’并存的礼仪正是飘向赐予我们美好和思念的神的供品，这里面不是含有某种真正被拔高了的东西吗？”在体验过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资源及伦理危机之后，西方人对诸如中国内陆丘陵亭亭玉立的宝塔，绿树掩映的亭榭，水池般的稻田以及精巧、优美、无须耗费任何自然资源的水车发出的赞叹，已不足以引起我们惊奇。我们应该像奈保尔谴责甘地主义那样，对东方式简朴一再痛陈东方人的率性、散漫以及“理性思维”的稀缺吗？
“回到想象中被毁坏、明知道已失去的地方。就像童年，”奈保尔说，“这段黄金般的历史不是通过探究来把握，而只是被心醉神迷地沉思着。”简朴是对工业发展观念、机器观念的背离，是一种“更衰弱，更老旧的东西”，是“是智识的必然投降，是宗教意义上的放弃，是屈服于古老印度式幻想”，是把“乡野中的贫困和农奴制度变成田园牧歌式回忆的那种转换”。这些评论反映了某种深度和印裔英籍作家特有的忧患意识。对简朴的肯定和对现代性的批评仍是客观存在的思潮，这要看在何种情境下。当世界体现为民族之间的征服和被征服，国际关系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实力竞争，任何一国政治家将“简朴”当作本国国策来推行，肯定不明智和不合时宜。简朴不能产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被征服于是不可避免，而被征服将导致“智识寄生于其他文明”，仅有的“文化力”，确切说是文化信心、知性和创造灵感也将丧失，从而导致全体民族万劫不复的悲剧。美国学者艾恺说：“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这种反应，也许正是我们刚经历的这二十几年所发生的。
但回归家园、故园，正如回归大地，乃人类无法泯灭的一种冲动。人类无法逾越生命的有限性，所以眷顾大地。故园的“简朴”集中体现在它与土地之间的亲密联系。当现代文明危机四伏已是不争事实，对现代化的反思和对简朴主义的提倡便不再仅仅是一种浪漫的沉迷，而是理性的一种反映。而“简朴”不仅是一种文化，有时也可以是一种文明，一种理性和智慧的表现。早期非西方思想家主要基于道德层面对现代性提出的质疑，现代化最近几十年的扩张则遭遇到可称之为真正报应的危机，例如资源与环境问题。在我看来，仅仅引经据典宣称中国或东方古代圣贤智者预见到了一切，也许毫无意义，但实际考察、再现或叙述多元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却有意义。因为比较于现代性的征服、中心化、消耗和单一，乡土生活意味着和平、分散、循环和多样，提供人性化空间，不仅增加寻求更符合道德和生态道德生活方式的人类的选项，而且关乎民族智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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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摄影家怀特拍摄的裸露上身席地而坐用手摇纺车纺线的“圣雄”甘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图像，也是20世纪最具震撼性的视觉艺术作品之一，它的力量甚至超越了以语言和文字宣扬的甘地思想。怀特拍摄的照片固然是甘地其人及其信念的写照，对在一路高歌的现代化中几近走向迷失的世界也带来一种启示，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拯救农民，让印度在它的村庄中保持安宁”。同样，将一座现代化桥梁与一座中国南方乡间的传统廊桥作比较，如果仅仅以书面形式进行，人们也许会列举种种数据，证明前者远比后者坚固、有效率，因此更先进。但在传统环境中的廊桥，其功用并不仅仅是一座桥梁，尽管它几乎无法让汽车通过，却能让经过的居民在里面遮风避雨。一座伴随周边原有环境被保存完好的廊桥将保存其整个功能和记忆。机电水泵与传统木制水车的比较亦复如此，电力或柴油驱动的水泵无疑比传统人力水车有效率，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水车和水车的使用是一种图景，也是生活态度的体现，包含循环、无污染使用能源，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
近代中国各界出类拔萃的人才，出生于县城、古镇的人远多于出生于省城、首都的人，将此现象归因于“小地方”人比大城市人更容易养成经济国家或出人头地的抱负，固然有道理，但或许同样不可忽视，比之须具备多项城市功能的高城大埠，小城镇环境更适宜人的生理以及灵性的生长。县城及古镇，尤其沿海和东南地区，传统上不是富庶的口岸，便是物资或通货集散地，经年积淀，通常都形成“人性化”环境；同时，因不失地方性，其发展也提出保持在某种限度之内，而不至于像大城市那样，因无度的膨胀而导致失控和混乱。传统景观以及适应那种景观的建造，大都参照人的尺度。这样的景观不仅为人所用，而且对人的心灵是一种熏陶。建筑学家陈志华回忆其阔别五十五年的江南老家时，如数家珍地提及他魂牵梦萦的“三幅画面”：一座小桥、一泓清溪以及“暮雨潇潇中江上的古村”。连走马观花漫游的西方人也感悟到，典型的中国传统景观包含着“某种真正被拔高了的东西”，“天人合一”可以作为这种似乎难以言传的理念的一种表述，“人杰地灵”体现为自然与人文的良性循环。
当我们假全球化之威力，夷平城乡之间、地方之间、人物之间的差异，人的行为思想一并纳入现代教育的轨道，曾经启迪灵感、滋养心灵的一切差异性空间都归于消亡，尽管表面上未遭到任何征服，我们“在智识上”也将不得不“寄生于其他文明”。一个鲜明例证，今日“江南水乡”，我本人的出生地浙江省会杭州附近的乡村，富裕起来的农民忘却了祖辈憧憬的美好生活图景，甚至失去了曾经有过的亲身体验的记忆。于是建造象征奢华与舒适、他们想象的西式“小洋楼”，以绝不亚于大跃进、大炼钢年代“小高炉”涌现的速度和气势，覆盖了那一方灵秀的土地和乡村。在任何一条出入该地的公路上驱车行驶，触目所及，都不得不对当地人在那种贴釉面砖、马赛克或诸如此类屋面装饰的尖顶怪物上耗费的能量感到震撼和心悸。“江南水乡没有了。”目睹如是景象，画家陈丹青说。“我不觉得今天还有‘江南水乡’这回事，剩下的只是碎片、残骸，像动物园一样保护起来的空间。”“今日江南不是一个有机的现实，而是一个历史词语。不过这一词语变成商业招牌，还有商业价值，还能赚钱。”商业价值唤醒了国人的“文保”意识，甚至引发了“申遗”歇斯底里。为赚钱而保留和修缮，失去历史之根、社区之根与文化之根的旅游热点人头攒动，却无法保持其熏陶人的性情、启发人的心智的机能。
回忆自己的故园湘西凤凰县城，晚年时的沈从文老先生曾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生活在那个城市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揣摩李玉祥多年积累的影像，可依稀体验到他的状态，从最初心情愉快的信马由缰，到愈来愈变得深沉，乃至带有悲情和感伤的关切。感觉到通过摄影镜头，他逐渐在努力捕捉着某些东西，同时避开某些东西。“生活在那个城市过去给我的印象里”，相信没有人比这位摄影家对这句话有更深的感悟。他要做的是留住那些印象，而不是让它们仅作为无名的情绪随风飘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