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词当作艺术品来研究

作者:王兆鹏 汪超

时间:2012年02月01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世纪的中国词学史，先后出现过两个辉煌时期，一个是三四十年代，一个是八九十年代。这两个时期，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和一批标志性的著作。三四十年代的词坛，造就了以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三位大师为代表的学者群；八九十年代的词学界，则活跃着以施议对、杨海明、邓乔彬、刘扬忠等为代表的词学团队。施、杨、邓、刘四位，都出生在四十年代，同在八十年代初出山，词学研究的热情、实力、成果和影响都旗鼓相当，故学界并称之为“词学四友”，又称“词坛四杰”。三位大师中，夏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唐先生的《全宋词》和《词话丛编》，龙先生的《龙榆生词学论文集》，都已成为词学研究的经典文本。四杰也各有开创性的著作：施议对的《词与音乐的关系研究》、邓乔彬的《唐宋词美学》）、杨海明的《唐宋词史》、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都是词学研究绕不过的名山之作。

四杰如今已年过花甲，接近古稀，但宝刀不老，依然是词学界的活跃作者。尤为人瞩目的是，邓乔彬积数年之功，推出了128万字的鸿篇巨制《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其治学精神的坚韧与执着，确实令人敬佩。这不仅是百年来词学界个人著述中篇幅最大的一部理论阐释性著作，标志着词学研究者思维的深度和密度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词体词作艺术发展史的著作，标志着词学研究向本体方向的回归。

作为四杰之一，邓乔彬此书比杨海明的《唐宋词史》、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晚出了一二十年，他自己感觉有些“惭愧”（《自序》）。不过在我们看来，这部书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出版，却有着回归本体、转向导航的学理意义。如果说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是第一部把词当作美文来研究的词史，那么，邓乔彬此书是第一部把词当作艺术品来研究的词史。

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跟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如山的成果面前，学界普遍承受着创新与突破的焦虑和压力。受整个学术思潮的推动，也是出于寻求自我突破的内在需求，整个文学研究都拼命地向“外”突围和扩张，将注意力转向文学外部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十分热络的文学文化学研究，还是文学传播接受研究，都属于文学外部的研究。而文学的本体问题、作品的内部结构和表现艺术，却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集体轻忽——实际上是无法突破的无奈选择。研究文学作品内部结构和艺术方式的越来越少。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邓乔彬将词史研究的注意力转向词体艺术系统的研究，回归到词作文本的研究，无疑具有重新调整学术航向的导引作用。对此，邓乔彬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本书意在弥补学术界对唐宋词艺术体系研究的不足，拟将其置于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流程中，作动态性的观照。”（《自序》）毕竟文学史不仅是社会生活史、人类心灵史，更是艺术表现史、审美创造史。已有的文学史著作习惯于把文学史当作社会生活反映史、心灵呈现史来认识，很少把文学史当作艺术表现史、审美创造史来书写。就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和词学研究而言，在作家生平、思想、心理、性格和作品的文献整理、题材内容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突破，但文学的艺术研究却是个薄弱环节，方法既不多，进展也不大。除了套用外来文学理论方法之外，还没有形成源自中国本土文学创作实践的研究文学艺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程千帆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倡“文学的理论研究”，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学理论的研究”，常作为话题被人提起。我觉得，在程先生命题的基础上，现在应该补充和强调一点，就是提倡“文学的艺术研究”，以加强文学艺术技巧方法的研究。可以说，邓乔彬的《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为“文学的艺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将唐宋词的艺术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学的宏观视野来看，邓乔彬此书实现了文学史书写重心的一次战略转移，即由对文学内容层面的关注转向对文学艺术形式层面的关注。过往文学史、词史书写的重心，是对创作主体的评介和对作品文本内容的分析，而邓著是明确而自觉地将词体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的探讨作为词史书写的第一要务。他意识到：“作为文艺作品，唐宋词除了可作为社会史、心灵史来认识，以及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外，尚应注重其艺术手法、形式本身的发展史；而词不仅是广义的诗歌的一种，又是倚声而歌的歌词，因此，尤应关注其与音乐的关系。”

的确，这部《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十分注重探讨词体形式特征的形成和演变。词体的形式特征，包括词乐、词调、词律、词韵和词体等方面。以往的词史，对词体形式层面的问题，不能说没有顾及，但不是关注的重心所在，往往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而邓著则把探讨词体艺术、形式及其发展变化放在了第一位。他将清朝以来以律谱之学为代表的词的形式研究赋予现代意义，把词谱、音律、词韵、声调与词史、批评之学有机融合，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唐宋词音乐、体式发展演进的脉络。

邓著的主要贡献，在于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唐宋词艺术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程，既有宏观发展态势的描述，也有个体词人微观的透视；有时段的概述，更有重点的分析。唐宋词史上数十位词人各有何艺术特色、有何艺术贡献，都予以透切地分析。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曲子词体现出词初起时的特点：格律甚宽、同调异体，语言质朴、长于叙事、铺排，抒情直切又工于比兴，多联章体、代言体与戏剧性。文人词兴盛后，逐渐由广而全走入狭而深的境界，以表现艳情、闲情为主。到了北宋，苏轼因党争之累而抒发性情，因词的诗化而离异“倚声”特质。周邦彦崛起词坛，注重法度技巧，注重艺术结构的精妙变化，变自然美为人工美，从而开启以人工见长的新时代。南宋辛弃疾将诗人之词变为豪杰之词后，风雅词派又使词回到了重视音律的道路，着力于提高艺术性。邓著充分展示了唐宋词由自然天成到人工琢炼的的艺术进程。

邓著最见创意的是以文化转换看待词的题材与艺术之变。作者不是单纯地就艺术论艺术，而注意将唐宋词置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探讨唐宋词艺术发展变化的文化动因，使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是近些年的热点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它大大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有的文学文化学研究，往往离开了文学本身，不是站在文学的立场解决文学的问题，而是用文学的材料去证明文化问题。这就是学者戏称的“文学研究为文化研究打工”。文学研究者帮文化研究者打工，也未必不可，但既然是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当然应该以文学为本位，让文化学研究为文学研究服务。这方面，邓乔彬又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和成功的示范。他视文化精神、文化品格为文学艺术变化的动力因素，以文化的变迁、转换为枢纽，串联起词史艺术演进的走向。

邓著厚重大气，视野宏阔，但大气与精细往往不易统一。书中对重点词人十分用力，但对一些小词人似着力不多，往往是举例式的，列举一些词作、引述一些评论并稍作按断诠释了事，新意有待提升，拖累了全书的深度和精度。细节上，词的标点不甚统一，第一章第三节所引敦煌词，句句用句号，不分用韵与否，似不合常规。而其他引录的原词，或依用韵标点（凡韵脚皆用句号），或依词意标点（用韵处不用句号），也不统一。少量词人生卒年和籍贯的标注，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此类小疵，无伤大雅，再版时改进完善即可。我们希望后来者能以本书为起点，推出体例结构、言说方式、话语系统更具创意的新词史，将唐宋词的艺术研究推进到另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