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厚重之作
——读《作家·思潮》
作者:吴开晋
时间:2012年02月09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天津南开大学张学正、刘慧贞两位教授积数十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成果，近日出版了一部沉甸甸的有分量的现当代文学论集《作家·思潮》，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本书材料翔实、论述客观，不仅采用了对作家作品横向与纵向比较的研究，而且对不同作家作品之间也有独到的比较研究。它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了解作家作品与文艺思潮和流派的研究范畴。笔者认为，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将对现当代著名作家的宏观论述与微观剖析相结合。该书有三大部分是对巴金、孙犁、王蒙的专题研究。作者对他们的创作历程、美学思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皆有纵横捭阖的广泛论述。与此同时，又对他们的一些代表作，特别是人物形象、语言风格有深入细微的剖析，使人们对这几位作家有了立体的了解与认识。如对巴金，在对其创作心理分析时，作者用“在爱与憎的冲突中，寻求心理平衡”“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获得作品社会价值与审美功能的和谐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作品的悲剧美”来加以概括，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在分析巴金笔下的人物形象时，又抓住各自特点加以细微解剖，使人物活灵活现地立在读者面前。在《人物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一文中，作者对巴金《家》中的觉新、梅、鸣凤3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深入具体的剖析。对觉新的分析，作者紧紧抓住“觉新性格的矛盾性就在于呼吸到民主的时代气息的同时，还有着封建家族伦理观念的精神负累，受着家长专制的束缚”这一线索，较详尽地展示了他一方面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思想觉醒，另一方面又在家长制的淫威下奉行“作揖主义”，从而酿成了人生的悲剧。又如对孙犁的研究，作者从客观上概括他一生的创作原则是真诚，要写生活的真实，写真实的人，不要把人神化；在写人物时一定要忠实于历史，就是不要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并把真情和激情融入其作品。这就构成了孙犁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
其二，是对有争议的作品，在众说纷纭的争论中，有独到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见解。如评判鲁迅的《野草》，由于鲁迅在《野草英译本序》中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所以后来许多文学史、文章把“难于直说”归结为“政治环境险恶”。但本书作者经过考证认为：有几篇作品是写在“政治环境险恶之前”，所以这些论断是不确切的。本书作者则认为，这正是对《野草》独特艺术风格的体现。“不少篇幅都具有一种较浓重的低回悱恻、愤激难言的情愫和格调，特别是和他同时期的杂文的泼辣、犀利相比较，这个特点就更为鲜明和突出。所谓‘隐晦’‘费解’，大概也多是针对这种艺术风格特征而言。”理解这种风格的形成，就必须从作家的主观因素和文学本身的特征去探索。这种非人云亦云的探索精神，令人赞赏。
又如对王蒙在“意识流”手法的探索上，有人曾认为是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派中的“意识流”手法，但本书作者经过分析认为：王蒙的“意识流”同西方文学中的“意识流”是有明显不同的。“王蒙也写丑恶，也写变态心理，但表现的却是积极的社会人生意识。”西方作家则从根本上认为“人生是荒谬的”。此外，王蒙的“意识流”同西方那种表现纯个人的、封闭的意识流是有区别的，是主题制约下的“意识流”，这就同西方作家的“意识流”划清了界限。这种科学的论断很有说服力。
其三，有对当代文学思潮的探索性论述和真知灼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作家的风格流派单一。但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文艺思潮汹涌澎湃，作家的风格和文学流派也渐趋多样。本书作者对这一新的变化，有比较完整的把握和精当的论述。总体说来，就是从政治、社会层面向文化、生命深层开掘，从观念化的人物到写活生生的真人，从单一、线性的视野与表现手法向多视角、多艺术手法的转化。作者的见解富有探索精神和科学性的论证。除了对一些重点作家和当代文学思潮做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外，两位教授还在“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和“作品解读与点评”二辑中，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此外，对王朔、王安忆、梁斌、贾平凹等作家也写出了新颖的研究心得。
两位教授以大半生的时光，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专著，这是对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贡献。并且这种敬业与科学求实的精神，对商业大潮下文学研究者应有的学术品格具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