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记忆抵抗权力

——当代巴勒斯坦文学一瞥

作者:余玉萍

时间:2012年02月13日   来源:文艺报  

　　2009年初，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了题为《高墙与鸡蛋》(又译《以卵击墙》)的演讲辞，在其中，他含蓄地批评了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种种做法，并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毋庸置疑，在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和大国支持的对手面前，巴勒斯坦几乎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在世人眼里，巴勒斯坦人的形象或是悲惨无助的难民，或是手无寸铁的战士，或是孤注一掷的危险分子……巴以之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斗争。把持着回归原初家园的中心叙事，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对于同一块土地的拥有权，甚至有意将巴勒斯坦民族叙事从世界历史与文化记录中抹除。这一挑战迫使巴勒斯坦人奋起抵抗，在收复合法权利的同时，对自我身份进行艰难的再定义。由此，在文化层面，巴以冲突演变为两种民族主义叙事的彼此对抗。

　　这就使得记忆浮出意识的地表，上升为对抗演进的场域，一如当代巴勒斯坦最伟大的民族诗人马哈穆德·达尔维什所言：巴以冲突，实质上是“两种记忆的斗争”。博物馆、纪念馆、历史教科书等是民族公共记忆的绝佳场所，却可能将记忆抽象化；相比之下，鲜活的个人记忆真正提供着关于苦难历史具体的、忠实的见证。对于巴勒斯坦民众而言，宏大历史叙事场所的阙如更凸显了个人记忆的重要性，这又对以具体性为核心界定尺度的文学艺术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回溯性的叙事在当代巴勒斯坦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分量。

　　这种回溯性叙事，在体裁上表现为自传和自传体小说的层出不穷，在写作策略上则表现为追忆手法的频繁登场。也许，对于失去故土的人来说，自传体是惟一能够表达存在感的疆域，而追忆是连结往昔与当下的有力途径，通过追寻过去能够确证自我的存在。虽然说，巴勒斯坦自传体文学的任务依然离不开总体的“个人救赎”，但它常因民族的政治危机引发，其间，个人与其共同体的命运已然密不可分。

　　翻开那些以深沉的基调铺就的巴勒斯坦自传，令人唏嘘不已的除了作者稠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就是作者笔下记忆的钩沉者：一件旧物、一缕熟悉的气息；抑或一爿空间、一处昔日的场景……

　　譬如，长期流亡伊拉克的巴勒斯坦著名作家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有部自传名曰《第一口井》，写于1987年，是晚年的他对于童年岁月的回忆。“第一口井”，指的是巴勒斯坦的哈只鲁克作家老家院中那口古老的深井。在杰布拉的印象中，井水是那样的清澈甘甜，井口因井绳的长年拉扯而沟壑纵横，使整口井愈发飘洒着岁月的香醇，井前绿荫匝地，和风习习，每天大人们干完农活后来此小憩，孩童们下学后来此嬉戏玩耍，或干脆由老师带着在井边上课。在巴勒斯坦人的传统起居中，有了水井才能生起炊烟，才能安生立命，因此水井是他们安家或乔迁时首要关注的问题。杰布拉所描述的这口老家的深井，既是巴勒斯坦百姓曾经拥有的安宁、稳定、团聚、祥和的象征，又是他本人一生中汲取艺术和生命经验的源泉，想起这口井，作家就想起他虽然贫穷却不乏幸福的童年，就拥有了前行的动力，正如他在另一部书中写道：“我的童年依然是我最丰赡的源泉……它是井，是泉，赋予我的头脑多重想象力，我希望这口井永不枯竭。”杰布拉一生才艺超群，在诗歌、散文、小说之外尚通晓音乐、美术，且早年便留学英国，阅历颇丰。深谙西方文化、崇尚世界主义的杰布拉为何如此怀念童年及其老家的井？因为它“能将我带回家乡，带回那个在家乡的土地上、在懵懂无知中成长起来的我。它对于我，象征着世界的真、象征着我的祖国的纯洁。它不断地向我肯定：在经历了伤痛、流离之后，需要回归最初的朴拙，因为在那里，蕴藏着民族生命的源泉”。

　　童年对于杰布拉的深刻影响，还体现于其代表作、在阿拉伯作家协会所推“20世纪105部最佳阿拉伯语中长篇小说”榜单上排名第二的《寻找瓦立德·马斯欧德》。小说以倒叙和闪回、多声部和内心独白等手段，试图揭开主人公功成名就却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的谜。巴勒斯坦人瓦立德·马斯欧德，早年求学和谋生于异乡，后定居巴格达，是当地颇有声望的银行家兼记者、知识分子，事业兴隆，风流倜傥。然而，巴勒斯坦的失地丧邦是他心底永不释怀的痛。马斯欧德失踪是否为了参加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小说未给予明确答案。主人公的生平是由朋友们各自的断片式回忆拼贴成的，直至最后依然朦胧不清。相比之下，主人公自述的童年岁月却异常清晰，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童年岁月的翻版。

　　再譬如，当今在世的巴勒斯坦最杰出的诗人穆利德·巴尔古提所创作的自传《我看见了拉马拉》(1996)，叙述了自己在流亡30年后，对拉马拉及附近家乡的重访。全书以作者回乡之行的起点——连接约旦和西岸地带的阿伦比大桥起笔，在黎巴嫩大歌唱家菲露兹的歌声中，此桥被称为“回归之桥”。作者站在木桥上放眼望去，身后是颠沛流离的足迹，前方是阔别已久的、梦中的祖国和家园，由此引出万千思绪，欣喜激动中夹杂着悲伤、惊讶与悔恨，不安之感为全书奠定基调。在这个入境处，他被一个个自我质疑几至打倒：他是谁？一个难民？一个市民？一个访客？他不知道。前方的这片土地有多种定义——家乡、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土、自治政府、巴勒斯坦、以色列。当他上一次立于此处时，一切还算明朗，如今一切都变得模糊。尽管奥斯陆协议已经签署，阿伦比大桥仍由以方把控，在以色列士兵黑洞洞的枪眼面前，巴尔古提感受到了巴勒斯坦人悲凉的历史：“他的枪从我们这里夺走了诗歌的土地，留给我们关于土地的诗歌。他的手中握着土地，而我们的手中握着幻景。”

　　流离者变成自己回忆里的异乡人，更只能紧紧攀附着回忆，由脚下的木桥生发开去，作者将跨度30年的回忆倒叙，铺陈在回乡纪行中，一揽子的记忆在其中自然地往返流动，在有意无意间将往昔推向当下，呈现于读者面前：巴尔古提出生于拉马拉附近的德尔·卡萨纳，1966年离开家乡，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开罗大学文学院准备学位答辩。不到几日，整个西岸就被以色列防卫军占领了，包括拉马拉。巴尔古提发现自己成了众多流离失所者中的一员，且归期无日。他在埃及结婚生子，却因批评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而遭到后者驱逐，孤身前往布达佩斯，担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巴解代表，与留在开罗的妻儿分离达17年之久。奥斯陆协议的签署给了他重访家乡的机会，这次意义重大的、五味杂陈的回乡行，孕育出这部情感真挚的自传。因其笔触细腻深刻，从而获得1997年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奖。爱德华·萨义德在为该书英文版撰写的前言中，称其为“一部最佳的、反映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巴勒斯坦流散的存在主义作品”。詹姆逊认为，“桥”在世界文学艺术中的原型意义“似乎在于它表示出一种悬空感”。也许正是“桥”给了巴尔古提以灵感，让他在“悬空”中保持高度的清醒，在不断的质疑中引发自身对流亡、身份及生命状态的全面思索，由此成就了这部自传。

　　谈到记忆中那缕熟悉的气息，笔者想到的是巴勒斯坦的另两部优秀文学作品——安通·沙马斯的类自传体小说《阿拉伯式》(1986)和马哈穆德·达尔维什的散文诗般的回忆录《为了遗忘的记忆》(1995)。

　　《阿拉伯式》由“故事”和“讲述者”两部分组成。“故事”叙述19世纪初沙马斯的阿拉伯基督徒家庭从叙利亚移民至巴勒斯坦，定居于加利利附近一个小村庄的传奇经历。在安通·沙马斯笔下，故乡是个充满了欢乐与悲伤、热情与迷信的美丽田园。作者围绕“我曾经是谁”的问题，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回忆在尤素福叔叔身边听故事的场景，直至以色列军队占领家乡。这是一个失落的阿拉伯共同体的“故事”。“讲述者”则围绕“我现在是谁”的问题，叙述沙马斯从美国爱荷华州和巴黎游学归来，作为二等公民生活在以色列统治之下的疏离感，以及与家乡父老隔绝的负疚感。在小说中，叙事者沙马斯寻找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失散的堂兄米歇尔·阿布雅德，后者曾以沙马斯的名字加入反以敢死队。沙马斯最终在美国爱荷华州找到了堂兄，米歇尔交给沙马斯一个手稿，称“这是以你的名字撰写的虚构性自传”，并说：“我的虚构的名字，也是你的名字。将这份稿子翻译出来，增删均可。但是，请一定把我留在里面。”沙马斯苦苦寻觅同名的堂兄，以修补分裂的身份，完成自我救赎，但是，已分裂的身份是无法再度统一的。

　　《阿拉伯式》是安通·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1988年美国《纽约时报》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在以色列，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学界热评的对象，被称为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阿拉伯文学界虽然对沙马斯用占领者的语言进行创作颇有微词，却无法否认这是当代巴勒斯坦一部优秀的流散文学作品，因为其中弥漫着巴勒斯坦那浓厚的乡间气息和风土人情：“我来到橄榄油作坊的门口。我能闻到橄榄皮荚的香气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传来。这是一种很浓的味儿，它温煦地包裹着你的整个感觉，微风拂过秋天的尽头后，才渐渐散去……”(译自小说第二部分“讲述者”开篇)

　　《为了遗忘的记忆》以类似意识流的手法，记述了大诗人马哈穆德·达尔维什在1982年8月以色列围攻贝鲁特的一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回忆录以清晨梦醒开篇，在隆隆炮声中，作者沏上一杯咖啡，咖啡香气带着诗人完成一天的活动。诗人在炮弹横飞的城市中穿越童年记忆、重温十字军的历史故事、回顾自己的流亡岁月……贝鲁特作为记忆的场域，将各种叙事的碎片串起，以便它们汇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场域意象，直至街道和楼房在炮声中轰然坍塌，诗人意识到自己的流亡即将重新开始。贝鲁特就像诗人的家乡海法一样，即将加入沦陷的行列。曾经的“阿拉伯抵抗之都”，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被践踏，对其民众关上了大门。巴勒斯坦难民再次拾起行囊，踏上遥不可知的漫漫流亡之途。贝鲁特对他们而言又是一场记忆——流动的记忆。当十多年后达尔维什在巴黎的寓所中撰写这部回忆录时，虽时过境迁，但那杯咖啡的浓郁味道依然萦绕在心头。诗人意识到所有的记忆终究抵不过时间的销蚀，即便它曾经是那样地让人痛定思痛。在流光的威胁面前，诗人奋笔疾书，在混沌的世界中，抵抗着历史即将被抹去，抵抗着记忆即将被遗忘，一如昆德拉在《笑忘书》中的名言：“人类和权力的对抗史即是记忆和遗忘的对抗。”

　　如何看待记忆与遗忘的关系？昆德拉尚有另一句名言：“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这是否意味着：回忆既是一种指向过去的行为，同时又是基于当下、朝向未来的建构？回忆是为了警醒，也是为了最终的遗忘。当遗忘升起的时候，人将走向真正的释然。但遗忘必定是有前提的，对于经历了无数苦难和伤痛的巴勒斯坦民众尤为如此。可以说，巴以之间冲突的无解，在于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记忆与犹太人的历史记忆发生了纠缠。因此，只有当双方倾听并理解彼此的记忆——其自古以来的神话、宗教、传说、憧憬和忧虑，学会在闪族的子孙内部整合彼此的叙事差异，和平才可能降临。而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记忆和陈述也许是他们仅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