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真黄老师
作者:樊星
时间:2011年08月29日 来源:人民日报
不知不觉间，黄曼君老师离开我们已快一年了。我们，作为他的学生，聚在一起时常常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他、谈起他。谈着谈着，就好像他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一样，带着他那永远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还记得为他老人家做70大寿的宴会上，依然热情奔放、活力四射的黄老师在答谢之后不无得意地感慨了一句：“我们家有一个不解之谜，你们猜猜是什么？”不等我们回答，他就自己解开了谜底：“我怎么不老！”是啊，到70岁了，还那么风度翩翩，还那么朝气蓬勃，谈起学问来还那么兴致勃勃，聊起新鲜事物来还那么眉飞色舞！在前辈学者中，像黄老师这么活得快乐、活得率真的，好像还真不多。我们常常问他为什么能永葆青春，他的回答是：“现在是知识分子真正能够活得快活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年华是在被压抑的状态中度过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当然要快快活活地生活！”在这一番话中，可以使人感受到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情：既有对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饱受压抑的感慨万端，也有终于赶上了好时代、要把失去的快乐补回来的爽快劲头。有了这样的比较作底子，他才总是那么精神饱满地写作、神采飞扬地讲课、知足常乐地生活。
还记得我听黄老师的课，是“郭沫若与浪漫主义思潮”。当黄老师在讲台上忘情地陶醉于郭沫若那些燃烧着“狂飙突进”激情的诗歌中，滔滔不绝地引用郭沫若的诗句时，我忽然觉得：黄老师多么像当年的郭沫若啊！常常处于精神亢奋、诗情洋溢的状态中，一谈起学问就兴奋不已，即使在生命的旅途中遭遇政治风暴、几经坎坷也始终不渝。是的，我记得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同理，一个学者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题目。尽管黄老师也研究过鲁迅，可他的才情却是在研究、讲述郭沫若时才挥洒得格外淋漓尽致！
有一次，教研室开会，一位教授在谈到人心不古时感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饭都吃不饱，搞起劳动来还不是精神抖擞！哪像现在……”这时，黄老师马上做出了反应：“那还不是装出来的！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搞事！”那份率真与犀利，至今如在眼前。我当时就感到：今天的人们在一往情深地回忆起那个饥荒年代的淳朴民风时，常常会忘记那个年代的深重苦难。事实上，那个年代的生活是很艰难的。黄老师有时会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一家人如何蜗居在一处陋室中，如何为排队买米买煤而操心，如何每天蹬40分钟的自行车上班，如何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在校内分到一间稍微大一点的房子……有过这样的压抑体验，才会在知识分子突然获得“第二次解放”（新时期之初，许多知识分子都曾经用这个词组表达自己被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后的欣喜若狂）之时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几年之间，由于勤奋写作，成果突出，职称解决了，住房解决了，黄老师能不“聊发少年狂”吗！他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看电视剧，喜欢旅行，喜欢写诗，喜欢与年轻人交谈，甚至应邀给本科生开讲座时也喜欢以“九十九朵玫瑰”这样“时髦”的歌曲为题，使学术通俗化，并以此自得，而毫无“著名学者”的架子。他因此而永葆了学者的青春、诗人的个性，并赢得了普遍的尊敬。这，也很不容易啊！
由此使我想到，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在摆脱了政治高压之后，另一种高压又在扭曲着一些知识分子的个性。那，便是已经受到广泛谴责、却依然难以改变的教学与科研的“行政化”、“世俗化”的压力。在这股很容易使知识分子“异化”为官僚或商人、市侩的浪潮中，如何才能保持住知识分子率真的个性、浪漫的精神气质，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黄老师离开我们快一周年之际，我们正在筹备出一本纪念文集。记得多年前，我曾经与黄老师开玩笑道：“您有那么多有趣的传说，日后真可以编一本《新世说新语》的。”他笑了笑，若有所思。那神情，至今生动如在眼前。也许，应该将能否保持自己的个性作为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赢得了“真人生”的重要尺度。我们的生活应该也可以超越重重的表格、计划书的挤压，而显得丰富多彩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