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方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政策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师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Selten）教授。
《人民网》约我写点香港的文字，思来想去，真是有些感慨要发，或许对内地读者也有抛砖引玉的思维激荡功效，遂动笔。
笔者在欧美澳三大洲外加以色列游学工作十年有余，回到东亚在新加坡和香港任教也有十余年，迄今一生几乎都是在受教与育人这个行当里转。非自呈托大，然教育乃国之根本，是人皆知。日本明治维新，教育发展奠定了其崛起之人力资源根基，虽天然资源匮乏，然不久即突出于东亚。另一方面，正是其穷兵黩武之洗脑教育，亦助其制造惨无人性之侵略战争军伍，给亚洲各国人民留下迄今难以饶恕之兽迹。教育是双刃剑，可见一斑。
教育之中，高等教育模式尤其值得探讨因为这是直接面向社会输出“产品”的关键环节。以反思香港的高等教育成败，可否引出一些思考？
亚洲乃至全球大部分地区，近些年来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跟着美国模式方向走，至今已经开始显现一些效果和弊端了。美国式教育，以强大的物质资源支撑，利用移民国家大熔炉的优势，吸天下英才用之，独步天下，别的地方真的能模仿吗？笔者以为不然。首先就是财力不足（而且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高校自己也开始手头紧了），没有这么大的政府财力以及那么强的民间捐助文化支撑。比这还要紧的，吸纳人才移民的大环境，难以复制。美式高等教育，犹如大批量生产线，加之其宽松的大环境，有利创新与发挥，总有让优秀人才出头发展之空间。然则即使如此，美国真正优秀的高等学府亦不会只以量化指标做评判，而是综合考量师资与学生。
亚洲呢？诸多地区受美风侵入，最易拿来用的当然是量化方式，于是就有了对于师资而言量化论文篇数和学报级别，对于学生而言在本来就重分数的情况下更重分数，雪上加霜。必须马上补一句，笔者从来没有全盘否定量化指标之重要性，有量化比只拍脑袋已是一大进步，何况大规模的教育发展，必须有标杆体系的建设。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量化之极端便成机械，其反作用会妨碍社会进步。如以爱因斯坦教授为例，惊世之作《狭义相对论》仅四千字左右且无参考文献，放在今天数篇数与字数恐要失业；钱钟书先生，入学会考数学十三分，怕要吓死人，一个普通考生。何意？在任何体系，无论如何量化，最后还需要适应本土情况的柔性空间与体制，人尽其才，则科技、社会、文明之发展潜力方能更好实现。
所谓国际一流学报，大都基于美国欧洲，其方向引领与评审，倾向性显而易见。即使同为欧美人氏，笔者的恩师泽尔顿教授（Reinhard Selten），在其获颁一九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之前，从未发表过什么一流学报论文，这并不表明其成果如何低劣，事实上，博弈论研究革命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为什么能这样?因为欧美的教育体制中，给这样的创新型人物还留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从来都不是以量化指标之一杆子买卖容不下其一张书桌。
这是一个难题。如何在大规模量化的体系中，容纳与鼓励别出心裁的非主流、超常规创新，颇考设计功力。欧美有数百年的现代学术传统，其演进历史自然地人文地形成了一个有机体系，有平衡。我们新兴的东亚经济体后起直追，制造业最快一马当先，别的也是以看得见的框框先学，生硬难免。这就要看领导的艺术了。管理不能只用机械方式，因为人不是机器，有一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良好的管理势必是量化体系加上人文判断，后者是需要综合考量的。这样的探索，或许才能逐步形成一个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体系，对于教育尤其重要。
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必须自己探索，原因很简单，不论是香港还是内地，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尝试。“一国两制”也罢，改革开放也罢，没有成型的经验可以照搬照抄。更广而言之，我们五千年的古文明如何与时俱进迈向现代化，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既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正在探索的走向现代文明之路，根本就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尝试。可以多多借鉴，但绝不能一股风一边倒，必须有机地结合自身的本土情况发展。难于斯，幸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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